新航路開辟后，中國社會不斷受到西方文明沖擊，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fā)展過程。
材料一：中國似乎長期處于靜止狀態(tài)，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借口執(zhí)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yè)，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yè)的性質和范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
——亞當·斯密《國富論》（1776年）
材料二：“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0頁
材料三：“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民是不會收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3頁

近代以來歐美強國的經濟地位和相互關系發(fā)生巨大變化。
材料一：倫敦，1600年人口20萬，1750年，人口67.5萬（占全國人口的11%）。人口的增長，相應的公共基礎設施也得到發(fā)展，倫敦定期貨運服務在16世紀20年代獲得較大發(fā)展，倫敦還是全國的水陸交通樞紐，倫敦全國干線公路樞紐地位形成于1730—1750年間，倫敦還是全國的信貸網中心。當18世紀90年代拿破侖侵占阿姆斯特丹后（阿姆斯特丹在17世紀成為了歐洲航運和世界融資的中心，荷蘭與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戰(zhàn)爭，打擊了處于巔峰的阿姆斯特丹），倫敦開始取代它的位置，發(fā)展為世界貨幣市場中心。
——摘編自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1927年7月，英國、法國以及美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長島達成了一項合作協議，試圖穩(wěn)定當時的國際貨幣體系。其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美國主動調低利率，引導資金回流英國，維持英鎊匯率穩(wěn)定；增加美國產品出口，用低利率促進紐約金融中心地位的提高。
——節(jié)選自《大慶晚報》2009年4月25日
材料三：美國和西歐各國存在著許多共性，如共同的歷史、文化、政治價值觀和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等，這是它們之間建立聯盟的可能條件，但并非是必要條件，必要條件是政治或經濟利益上的一致?！皇窃诖髴?zhàn)以后，西歐與美國都面臨著一個它們認為的“共同的勁敵”——蘇聯！這才使它們“求同存異”結成聯盟。
——《歐洲在美國心目中地位的變化》
材料四：公約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在它所代表的是什么……表明了戰(zhàn)后歐洲（和美國）發(fā)生的最重大的變化——一種分享信息并在國防、安全、貿易和貨幣制度及其他許多領域里合作的意愿。
——《戰(zhàn)后歐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