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薩斯認為，地租主要是源于土地的慷慨，即土地能夠生產比維持耕種者的需要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而這些生活必需品由于人口增長總有銷路。

李嘉圖認為地租稅只會影響地租而不能轉嫁，地租是最合適的課稅對象。

馬兒薩斯的人口理論中的兩種抑制分別是積極的抑制和預防的抑制。

邊沁的功利主義不僅為后來的邊際效用學派奠定了基石，還為主觀效用價值論的數(shù)學計算奠定了基礎。

邊沁在對快樂和痛苦進行計算時，認為它們只有量的差別而無質的不同。

邊沁認為，一件物品成為財富的前提是擁有價值，而效用是所有價值的基礎，效用的增加提高了商品的價值。

李嘉圖認為，流通手段的數(shù)量與貨幣價值和商品價值成正比，與貨幣流通速度成反比。

馬爾薩斯認為僅有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消費，市場有效需求是不足的。

李嘉圖體系的兩個基本矛盾分別是價值規(guī)律和利潤規(guī)律、價值規(guī)律和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規(guī)律之間的矛盾。

李嘉圖認為通過廢除《谷物法》，實行國際間的自由貿易政策，降低谷物價格，就可以緩解利潤率下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