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的《瞍園文錄外編》中記載：“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于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后可頒之于遠近……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lián)絡之效也?！边@表明王韜（）。

1919年，魯迅在《藥》發(fā)表后說：“《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這說明該作品的真正主題是（）。

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演說家伊索克拉底抨擊說，在“平民領袖”的領導之下，雅典“充滿了悲哀”，“因為一些人只能傾訴和抱怨他們的窮困潦倒，另一些人承擔許多的義務（公益捐助，只對富人征收，用于公共節(jié)日的活動以及維護艦隊三層槳戰(zhàn)艦等）。這些是如此煩人，以至于有財產的人覺得生活的負擔甚至比那些貧窮的人都要沉重。”這表明當時（）。

“三綱五?！笔侵袊寮覀惱砦幕械闹匾枷?，最早源于孔子，但孔子沒有對道德人倫的原則做一個簡明扼要的總的概括。后世的儒學家對倫理道德進行高度概括并從哲學高度論證了三綱五常合理性的是（）。

《孟子•梁惠王上》指出：老（尊敬）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愛護）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親士》指出：（雖（即使）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對材料的分析錯誤的是（）。